1979年，索马里共和国空军购买我国中航技公司歼6飞机26架。

根据双方所签合同，应付货款共计3310万美元。

然而没过多久，索马里空军在支付部分货款后，就表示已无力承担剩余部分，索方尚欠中方1700万美元。

歼6战斗机

当时的中航技公司一直没有放弃这笔欠款，无奈多次催缴无果。

本以为这又是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，没想到中国却以一手移花接木，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明明索马里的财力状况令人担忧，为何当时中国愿意卖飞机给他们呢？

而中国最后，又是如何使得一手妙计讨回欠款呢？

故事，还得从这个非洲东部的小国说起。

排除万难，发展航空

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，美苏争霸如火如荼。

大国争霸，小国遭殃，此时索马里只能紧紧抱着苏联的大腿，以保自己偏安一隅。

索马里的首都

1969年12月，索马里赶走了美国和平队，此举更像是投靠苏联的“投名状”。

当然，也确实起到了作用。

之后，苏联对索马里照顾有加，索马里也是对苏联马首是瞻。

苏联大笔一挥，先是和索马里签了35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，然后全力支援起索马里的军事。

大到装备，小到日常训练，全由苏联承包。

因此，索马里的武力值大增。

到了70年代，索马里仗着苏联撑腰，肆无忌惮地和埃塞俄比亚争夺起了奥加登地区。

本以为自己只是吃吃窝边草，应该没人会管自己。然而没想到一向与自己交好的苏联，却转头支持起埃塞俄比亚。

索马里是本事小、脾气大，一气之下和苏联断交。

而苏联身为一个大国，自然也不会惯着他，随即切断一切对索的军事援助。

没有的苏联的火力支持，索马里的战斗力迅速缩减，武器库损耗严重，能够飞行作战的飞机更是不超过一半。

美苏两大巨头都被索马里得罪完了。

唯一的希望只有冉冉升起的新秀之星——中国。

1979年，索马里副总统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.阿里来华访问，并诚挚地提出了向我国购买飞机的强烈意愿。

中国欣然答应。当然，交易是要双赢的，此时的中国也有着自己的诉求。

苏22

原来，索方有意购买我国的飞机不假。同时，索方也有闲置的苏-22发动机急于出售。

同年9月7日，中航技公司组成以中航技生产部副经理刘文为首的8人代表团，赴索马里洽谈飞机买卖事宜。

中国代表团此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在于苏-22发动机。

赴索一事愁得刘文几天几夜睡不着。

出发前，刘文团长特意拜访了飞机设计专家屠基达：

“老屠，我问你，这个苏-22发动机有多重要？值不值得不惜一切代价搞到手？”

屠基达看着一脸凝重的刘文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无奈地告诉他：

“实话实说，非常重要。苏-22发动机和米格-23的发动机基本一致。只是个别参数有调整。我们手里虽然有几架米格-23，但发动机一早就被拆去分给各个厂了，目前没有完整的样机作为参考。还得辛苦你，弄几台发动机回来。”

屠基达

刘文此时似乎明白了此项任务有多重要：

“也就是说，有了苏-22的发动机，就能等于拥有了米格-23的发动机，我们就能自行研发战斗机了，是吗？”

屠基达笑而不语，表示默认。

就这样，以刘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一行人背负着如此重任，于1979年9月8日当地时间下午抵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，进行飞机买卖的洽谈。

苏-22发动机固然重要，但代表团此行还有着一层卖家的身份，报给索马里的飞机售价也很重要。

出口飞机利润巨大，我们不能放过这次赚外汇的好机会。

此时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正起步，正是大力建设祖国的时期。可我们苦于没有足够的外汇支持，无法购买一些西方的设备。

改革开放

有了这笔卖飞机的外汇，足以购入大量先进的设备，对我国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大有裨益。

到达后的第三天，在索马里空军司令部，代表团与索马里空军司令阿布提、空军副司令巴萨利、作战部长威赫利等官员进行了会谈。

刘文团长虽然内心很重视这次商谈，但表面依旧气定神闲，不急不慢地从包里拿出歼-6，歼教-6，歼教-5，初教-6等飞机的技术说明书，向索方各领导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。

索方看后，神色一正，随即露出满意的表情。

索方空军司令阿布提稍整神色，说道：

“听说中国素来不吝啬慷慨解囊，且中索两国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。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引领着索马里前进！”

说完微笑着看着代表团不语。

代表团与索方合影

代表团立刻意识到索马里这是既想要飞机，又不想给钱，哪里能答应他们！

随后代表团便巧妙避开这个话题，想让索马里一方先提供苏-22发动机的售价。

空军副司令巴萨利为人狡诈，见我方很看重苏-22发动机，于是妄图坐地起价，对苏-22发动机的报价反复更改。

先是说要200万美元，然后又500万美元，最后又说要300万美元。

这种做法严重干扰了代表团的计划和工作进展，刘文团长发怒称：

“我们要看原合同，原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”

巴萨利不情不愿地拿出从苏联购买发动机的原合同，金额显示132万卢布一台。

此时我们的代表团才放下心来。

代表团合影 （后排左6 刘文，左1 卢贵智）

就在我们差点以132万卢布成交的时候，同行的中航技公司项目经理卢贵智先生会俄文，他发现合同底下有一行小字，意思是实际只交付合同金额的50%。

原来索方是想忽悠我们，随即我方以强硬的态度给予回应。

这一下把巴萨利吓得不轻，蛮横又心虚地说：

“价格再议”。

索方国防部长见我们临危不乱，丝毫占不了便宜，于是立刻换了副严厉的嘴脸：

“你们这个中国代表团不懂政治，不会变通！出售的飞机价格不明确，想买发动机又不肯告知愿意花多少钱，真是不友好！”

所谓谈判，就是谁的需求越大就会越急迫，比起中国，当时的索马里可谓腹背受敌。

索马里一方面战事不断，急需战机投入战斗，一方面又需要出售苏-22的发动机进行资金周转。

刘文团长和代表团稍作商量，随即表示：

“不急，先晾他们几天。”

随即对索方领导说：

“具体的售价和买发动机的价格，需要请示北京，稍等。我团计划于10月18日回国，回国前必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，”

后面的几天，索方一直催问代表团北京的指示是否下达，可见索马里是真的急了。

经过巴萨利那么一闹，加上代表团的状态看起来甚至轻松，索方彻底害怕了，唯恐代表团一气之下不做这个生意了。

于是后面几天的态度甚是缓和，代表团也借机给个台阶，说一切听从北京的指示，只需静候佳音就行。

直到10月16日晚，代表团见时机成熟，通知索方北京指示已到达，明天可以正式敲定，请准备会谈。

次日，事情终于尘埃落定。

索马里急需战机，于是对北京的指令没有任何异议。

最终中索双方在融洽的氛围中，签订了一份出售26架飞机的合同，和以4架歼6飞机换取4台苏-22发动机的协议。

最终经过一场盘算，这笔总价值3310万美元的交易终于圆满完成。

歼6

然而，做过生意的朋友都知道：很多时候，签合同不难，要钱才是最困难的一步。

赴任索方，险遭恐袭

根据合同，白纸黑字货款共计3310万美元。

索马里空军在支付部分货款后，表示已无力承担剩余部分。

就这么拖拖拉拉，时间到了1988年，还欠中方1700万美元的货款未结清。

剩下的钱怎么办？索马里方面明确表示：没钱，先欠着！

就在索马里推诿赖账之际，我们售出的歼-6飞机年久失修，无法飞行。

再好的东西不保养，也是要出问题的。

索马里的空军设备，早期靠苏联，后期靠中国，自己根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才。

中航技公司听后乐了，淡定回复道：

“不多，你们先偿还欠款中的300万美元，我们立刻派专家去索马里修飞机。”

索马里一是因为国内战事吃紧，急需战机作战，二是因为眼看国庆日到了，需要飞机完成阅兵飞行表演。

形势紧迫，刻不容缓。咬咬牙交了300万的货款。

1989年5月，我方信守承诺，立刻派出18人的专家小组赴索马里，执行飞机维修任务。

专家小组到达后，傻眼了。索马里空军基地可谓是一穷二白，要什么缺什么。

缺少专业的维修设备，缺少必要的零件，缺少专业的技术人员提供支援，所有的难题全依赖我们专家小组自行解决。

专家小组只好从其余几架停飞但完好的飞机上拆下橡胶件，软管等零部件，再装到需维修的飞机上，总算修好了飞机，也顺利完成了索方国庆日的阅兵飞行。

索空军司令，基地司令对专家小组的工作十分满意，并对中航技公司表示感谢。

事实上，这份感谢还是担当得起的，只因为索马里的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了，除了拥有契约精神和仁义精神的中国，估计没有第二个国家愿意来支援了。

众所周知，索马里资源贫瘠，没有工业和农业可供发展，能够勉强出口的也只有香蕉，牛，羊和骆驼，只能谋求小利，根本带动不了经济。

这个国家位于非洲东部的非洲之角，赤道穿过其南部地区，气候干燥炎热，平均气温高于30℃。

卫生环境恶劣，霍乱，登革热及疟疾等疾病肆虐，医疗条件极差。

水源重度污染，勉强打了几口井，都显示含汞量极高，只能用车到远处寻找干净的水源，再拉回来存储在大铁罐子里。

住所简陋无比，房顶是一层石棉瓦，如同仓库，闷热到无法入睡，且室内没有卫生间。

饮食条件更差，吃不到蔬菜和猪肉，只能吃国内运来的罐头，长期食用实在难以忍受。

维修人员为了完成任务，再艰苦的环境，也咬牙坚持下来了。

就这么过了一年，时间到了1990年5月。

索马里政治形势迅速恶化，反政府游击队日益活跃，索政权将被瓦解的传闻甚嚣尘上，整个国家人心惶惶。

为保证专家小组的安全，1990年6月底，专家组报告总公司，申请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，暂时撤回国内。

总公司很快回复：“同意。”

索马里空军也同意我维修专家回国。

索马里暴乱

根据协议答应为我国专家提供返程机票，但久久不见有人处理机票事宜。

这在非洲可谓是司空见惯。

有句话说得好：“在非洲，如果你想在晚上六点见一个人，那你需要约他在中午十二点见面。”

这足以说明他们的做事效率极低！

即使是今时今日亦是如此，更别说专家小组恰好赶上了政权动荡的时期。

催讨机票一拖就是三个月，其间险象环生，恐怖的暴乱让小组成员至今心有余悸。

先是当地中资公司的一名职工，乘坐吉普车上街购物，在闹市区遇红灯停车等待期间，被不明身份当地人连扎十六刀。

再是我国在索马里代表处多次被抢，当地人手持步枪，明目张胆地从我仓库向外搬运物品。

索马里首都

最危险的一次是一天晚上8点左右，我国驻索使馆院内被投入一枚手榴弹并引发爆炸，所幸馆内班车于五分种前离去，无人受伤。

此地不宜久留，必须尽快弄到回国机票！

好在索空军一名上校副总工程师陪同专家小组一起催办机票。

多次联系后，索银行告知众人，办飞机票的程序是：

先由索空军填好单据，须空军司令签字，再经银行内四个部门会签之后，通知索空军在美国存款银行，将相应机票美元数额划拨给苏联银行，苏联银行将收到机票款事再通知驻索民航办事处，才能拿到机票。

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：等着吧。

索马里首都

想找空军司令签字，兵荒马乱根本不见人影。后面的步骤更是像个皮球一样被各部门踢来踢去。

眼看再拖下去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，关键时刻，还是专家小组一位经验老道的同志，想出来一个主意。

与其自己和同伴求助无门干着急，不如让索方的人直接对索方银行施压！

他对随同催办机票的索方空军上校副总工程师说：

“有劳你，一会帮忙和银行这么说。”

随后做了个俯首帖耳悄悄话的动作。

不一会儿，索方工程师带着专家小组一群人，浩浩荡荡来到银行，面色严肃，对银行几个部门负责人说：

“中国维修专家组工作已到期，另一批维修专家组在中国整装待发。这批回不去，下批就过不来。没有专家，修不了飞机，耽误了国家大事你们谁负责！”

非洲银行

一句话吓得银行赶紧签字，置办机票。

就这样，我们的专家小组终于拿到了机票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

可以说，这次收回的300万的货款，是以专家小组全体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为代价换来的。

那么，除此以外的部分仍是一笔巨款，又是如何处理的呢？

海洋资源 是为妙计

除开1989年年初，索马里因邀请我方专家还的300万欠款，剩下仍有许多欠款。

中航技公司项目负责人眼看索马里丝毫没有主动还款的意愿，亲率公司高层领导6次赴索马里催收，依然收效甚微。

外汇是支持我国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，绝不能允许索方赖账！于是中航技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

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

索马里虽然贫瘠，但确实是非洲海岸线最长的国家，鱼类资源极其丰富。

中航技项目负责人稍加思索，一拍大腿，决定：可以派船去索马里海域捕捞海产品进行售卖，所得收益抵偿货款！

索马里虽有微词，但这几乎是解决债务的唯一方法，不敢有异议。

1989年2月15日，中航技公司与索马里国防部的空、海军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合作捕鱼协议，并即刻生效。

随后，我国派遣的捕鱼船抵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港口，做好各项准备之后，立刻出海进行捕鱼。

捕鱼谈判

然而，进行了一年的试捕后，发现捕捞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暴露出许多问题，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有二：

一，我方渔船的吨位太小，不能到深海作业，索马里大陆架狭窄，不易发挥作用。

且船上配备的冷库也小，平均七天左右冷库就已经装满。

如果销售不出去，库存无法清除，新鲜的鱼类又无法保鲜，得不偿失。

二，销售困难。

索方购鱼客户明知我们急于售卖，吃准我方渔船这一心理，于是经常恶意压价。

买家赖账，不按时付款，开空头支票等一系列不诚信的买卖行为层出不穷。

由此可见，当时的索方人民不仅人穷，心也穷。

捕鱼谈判

明明是自己国家欠了钱，人民群众对此却毫无悔意，甚至在两国渔业贸易上投机取巧，钻营小利，实在是不厚道。

发现问题就要改进。

于是我方立刻改换大吨位的渔船进海捕捞，因为吨位体型的增大，货物的容量也增大，可储存的容量也增大，事半功倍。

对于第二个问题，其实也不难解决。

一般来说，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捕鱼船上的干部和船工多少性格直率，平时说话做事也难免心直口快一些。

俗话说和气生财，况且是在索方的地盘上。

于是在接受上级领导的批评教育之后，船员对索方客商和索方海军的态度有所缓和。

但同时，讲价的时候、该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船员也就事论事，也绝不让步。

这样一刚一柔下来，加之此事说白了是索方不占理，时间一长，索方也渐渐被中国船员吃苦耐劳，兢兢业业的精神所打动，中国渔船反而和索方客商以及海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

索方客商以及海军还经常对我们的渔船行方便。

渔船每次返港时，索海军会主动协助入港的检查，免去一些不必要的手续。

看到渔船没油了，附近客商的船也会顺手帮忙加油。

渔船电台损坏不能使用，索海军司令部主动提供军用电台供我方人员使用。

就这样，在中索双方共同配合履行捕鱼协议的情况下，所捕渔货在国际市场上售出，竟也盈得了相对可观的收益。

截至1990年3月10日，一年内共组织5次渔货销售，售鱼217吨，销售额共计193,651美元。

虽然比起总欠款还相差甚远，但如果将此捕捞事业长期进行下去，带来的收益将会很客观，甚至超越欠款金额。

就这样，一场无望的收债危机，在中国人民的智慧下，巧妙地化解了。

荀子曾说过：

“言无常信，行无常贞，惟利所在，无所不倾，若是则可谓小人矣。”

由此可见，立信为国之根本。

人无信不立，国无信亦不立。

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诚信为本的儒家理教，我泱泱大国之所以能蓬勃发展，就是因为讲究言而有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