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

一天后，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，陈毅成为第一任市长。

此时的陈毅，当真是忙得晕头转向。但在百忙中，陈老总还是抽空和老部下们开了一个小规模会议，会议的主题是：该不该去赴一场饭局。

会议讨论得很热烈，有人赞同去，有人反对。

戎马半生，陈老总办事一向洒脱，这种风格也影响了华野诸将。但为何这次诸将们却为一个饭局犯起了嘀咕？

原因很简单：因为下贴子的是上海工商界的几位大老板，为首的就是上海荣氏家族的当家人荣毅仁。

早前，大伙儿就听说这个荣氏很牛。荣家早在30年代，就曾很自信地对外宣布说：“如今的中国人，有一半是穿我的、吃我的。” 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说，是因为其家族曾是名副其实的“面粉大王”、“纱布大王”。

高门大户有请，按理来说陈毅去便是了，偏偏不少部下却有顾虑：

这些大老板们一个个都是“人精”，会不会给咱们来一发“糖衣炮弹”，这会不会是一场“鸿门宴”？

咱们是解放军，跟他们接触会不会影响不好，毕竟他们可都是资本家？

大家商量来商量去，最终决定仍然得由陈老总亲自来做。

他到底会如何选择？荣毅仁为何会在此时邀请陈毅？多年后，执掌中信、享誉全国的“红色资本家”荣毅仁，回想起这次见面，仍然是记忆犹新。

一：荣家少爷身上的重担

说实话，荣氏家族能传到荣毅仁这一代手上，也确实很不容易。

想当年，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和大伯荣宗敬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荣氏兄弟，背着行囊由无锡出发，一路在商界拼杀。

兄弟俩中，大哥荣宗敬爱冒险、精明老辣、好着洋服，说话做事永远派头十足；弟弟荣德生则慈眉善目，平时爱穿长袍马褂，极有乡绅作派。

发达后，兄弟俩在家乡大做善事、开学堂、救济难民，极好的形象以及性格上恰到好处的互补，让他们在商界多年立于不败之地。因为立志实业救国，他们被外人称为：实业家。

1916年5月，41岁的荣德生正在忙着给家乡办学校之时，家里诞生了一个新生儿，他给儿子取名荣毅仁。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童年时期的荣毅仁是衣食不愁的富家少爷。

然而，到荣毅仁11岁时，荣氏便开始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种种“管束”。荣毅仁亲眼见识了以宋子文、孔祥熙为首的官商们，是如何一步一步把民营实业家们逼向绝路的。

1934年，大伯荣宗敬实在气不过了，直接致函蒋介石和孔祥熙，问他们：“民商何罪？你们滥用职权，用心所在，实有企图宰割之嫌！”

荣家最惨的时候，大伯不得不上门去找宋子文救助，结果人家淡淡地回了他一句：“你不要管了，你家每月2000元的开销，由我负责就是！”明着“打劫”，居然还敢说这样的话，令人气愤。后来，还是在一众好友的帮助下，荣氏家族才得以存活下来。

淞沪会战后，1938年的上海地区处于一片炮火之中，整个上海被日本人毁掉的工厂达2270多家，荣氏家族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。日本人希望荣家能倒戈，荣宗敬则当着众记者的面拒绝：荣氏子弟绝不当卖国贼。

因为这样的举动，荣家兄弟包括其家人，开始面临各种威胁和恐吓。此后，荣宗敬不得不做出最后的决定：离开上海，避居香港。

眼见家族企业受到如此重创，荣宗敬痛心不已。一个月后，也就是1938年2月份，65岁的荣宗敬在悲愤中病逝，临终前他给后人们留下了4个字：实业救国。

荣宗敬之死，对荣家构成了最沉重的打击，一度分成好几派。但最终，经过几家人的努力，到了解放前，以弟弟荣德生为骨干的这一派，仍在上海商界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。而此时，荣德生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。

1949年5月份，眼看解放军就要进驻上海，荣德生内心非常纠结。他把儿女及后人们，都叫到身边来商量：是走还是留？

当时，多数家属都认为，是时候离开大陆去香港、美国等地了。毕竟，此时上海的大老板们已经跑了一大半。而他们荣家对解放军也完全不了解，没有必要冒险留下来。

荣德生同意了他们的离去，但自己却坚持要留下来。从内心深处，他不愿意像大哥一样，至死都无法落叶归根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在孩子们中有一个人也毅然站出来，要跟老父亲一起留在大陆，此人就是：33岁的儿子荣毅仁。

荣德生一向非常器重荣毅仁，从小就把他养在身边培养。当别家的公子少爷，都忙着社交应酬、日日红酒美人作伴时，荣毅仁却每年暑假都要被父亲送到自家工厂实习。毕业后，荣毅仁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。

能有一个儿子愿意留下来，这让荣德生非常欣慰。因此，此后荣家在大陆的事业，也就实际上由荣毅仁掌握。

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就能明白，在上海解放后，荣毅仁身上担负着怎样的重担：

一方面，他要挑起家族企业的未来，毕竟他这一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已经是荣家在大陆最后的希望；

另一方面，他要面对7旬老父期盼的眼神，他必须向父亲证明留下来的选择是对的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荣家，还是大量商界同仁观望的对象。当时，不少小企业主听说荣家还有人留在上海，当天就跑去退了去香港、澳门及美国的船票。

此时的荣毅仁，或许不如大伯那般老练，举手投足间或许也不如父亲那般自信，但他明白：荣家这块招牌不能砸在自己手里。

二：陈毅再三考虑后

既然选择留下，就得谨慎行事。

1949年5月24日，国民党大批撤离，解放军进城的日子越来越近。

因为担心家人遇到流弹，荣毅仁让老父亲留在老家无锡坐镇，让家里人都睡到楼下，自己则在客厅坐着，随时关注消息，硬是一夜未眠。

第二天清晨6点来钟，有人咚咚地敲门，下人打开门一看：原来是荣氏一个厂长开车来报信，说解放军已经入城了，全睡在了大街上。

荣毅仁一听，怎么都不敢相信：日本人、国民党入城都是什么情形，他都是知道的，解放军怎么会睡在马路上呢？

二话不说，荣毅仁自己开着小汽车，就上了街。6点多钟的上海街头，并没有多少人，年轻的战士们就那样一字排开地睡着。幸亏5月的上海不算太冷，不然指定要冻坏。

荣毅仁一边惊叹，一边继续往前开。开到一关卡处，一个战士非常客气地对他说：“先生，前面是军管区，您可绕道而行！”荣毅仁连连点头，调头回家。

多年后，荣毅仁仍对这一幕记忆犹新，他内心有太多的感触。

一回到家，荣毅仁便说：“解放军军纪之好，真是秋毫无犯，同国民党军队相比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！”此时的荣毅仁已经隐隐感觉到：留下来的决定，应该是对的。

不久，一份请帖被送到了荣毅仁府上，这是新组建的上海政府的邀请，让他们这些头面人物都去参加一个座谈会。带着“好奇”的心态，荣毅仁早早地准备好，赶到了现场。

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新任市长陈毅。一身洗得发白的布军装、一脚线袜、一双布鞋，在座的数百名知名人士都议论纷纷：陈市长好像跟在大街上睡觉的士兵，没什么两样！

回到家，荣毅仁把外套一脱，兴奋地大声喊：“蛮好，蛮好！厂子里马上开始准备，明天就复工！”到这时候，他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：他和老父亲的决定是对的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在他脑海里：能不能请这位陈大市长，到家里来吃餐饭呢？

随后，荣毅仁把这一想法跟另两位富商刘靖基、郭棣活一说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建议不错。但当时，他们又不敢直接跟陈毅说，便由刘靖基找到了上海工商局的领导许涤新。

许涤新拿不定主意，便对刘靖基说：“这件事，必须请示一下市委才能做决定！”许涤新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，迅速上报给陈毅。于是，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去还是不去？反对者的观点是：咱们的干部们一向跟这些大老板们接触得少，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得什么药，要是真来“糖衣炮弹”那一套怎么办？那可就犯了大错误了！

对此，陈老总在再三考虑后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怕犯错误，就等于把自己手脚捆起来，我才不干呢”！

而后，他又对部下们强调了两点：

其一，胆大的、敢去的，跟我走！

其二，有其它工作，不愿意去的，不勉强！

诸将们一听，既然陈老总都拍板了，那自然没什么可再犹豫的了。于是，众人开始准备赴宴。

可能有些朋友看到这里，都会觉得很纳闷：为何陈毅这么重视这几位上海滩的大老板呢？要理解这一点，咱们必须了解陈毅当时面临最大困难：上海太乱了。

这里有一组数字，供大家参考：当时，流散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共有2万多人，至于特务人数，则完全统计不过来。除此以外还有惯匪、流氓、难民、乞丐、风尘女、游民等，据统计这些人数超过60万人。

怎么安置这些人，成了陈毅不得不面对的大事。

以风尘女为例，陈毅痛下决心给她们来一个改造！于是，大量舞厅被一批批查封，而在弄堂里、街边服务的女性们却仍然屡禁不止。为此，陈毅不得不把她们带进教养所里。

结果，几天下来，仅仅是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，就收养了近4000名风尘女。对于这些人，陈毅当时就下了命令：“不管花多少钱，也要治好她们的病。别的地方可以省，这笔钱不能省。”

此后，陈毅又对这些人做出了两大安排：

其一，治好了病，尽量给她们安排工作；

其二，参加工作后，要求单位照顾好她们的结婚问题。

当时上海的风尘女，绝大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，才会走上这条道路的贫家女。陈老总这样的安排，令人钦佩。

然而，这还仅仅是风尘女的问题，还有那几十万的难民、乞丐、游民又该如何解决？

归根结底，要安置这么多人只有一个办法：稳住在上海的大企业家们，让他们尽快复工生产，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工作岗位。

三：宴席

听说陈毅愿意来，荣毅仁等人高兴极了，马上开始准备。

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，像这么有钱的大老板，肯定会在知名饭店里备上一桌子的美酒佳肴。但很显然，这不是荣毅仁的风格。从小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，荣毅仁知道人和人之间的情份，跟吃多么高档的酒菜，都没有关系。

他做了一项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安排：在自家大院子里的枫树下，备下了一个大圆桌，要请陈毅吃一桌便席。

此后，荣毅仁便焦急地等待着。果然，不一会儿陈毅便带着夫人张茜以及几个部下，走进了荣家大院。一见面，荣毅仁硬是被惊到了：只见陈毅仍然穿着一双布鞋，摇着一把大蒲扇就来了。

在餐桌上，两个人就像互相早就打过招呼一样：陈毅不谈什么国家大事，荣毅仁也不提他家的那些厂子。

关于荣家的事，陈毅只问了一个问题：“老爷子在无锡，身体可好？”

他这一问，问得荣毅仁感慨万千。时隔多年，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上海滩上的荣氏兄弟，又有多少人记得那个常年一身长袍的荣德生老爷子。

当然，陈毅会关心荣德生是有原因的：

1941年，面对日本人“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”的当面威胁，66岁的荣老爷子站在自家工厂面前，甩下一句：“我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。烽火年间，荣老爷子修路、修桥，兴办学校，一生以实业救国为志向。这些事，陈毅都是知道的。

作为一个戎马半生的将军，陈毅对荣德生是钦佩的。而一生都以父亲为榜样的荣毅仁，听到陈毅问到父亲，更是感动不已。

此后，他们在饭桌上谈了很多，从梅兰芳先生的义举，到桌上的“蟹黄包子”是否正宗。宴毕时，已经很晚了。荣毅仁等人把陈老总送到院门口，看着这位将军洒脱离去的背影。

中国人请客吃饭，是很讲究的，因为我们始终生活在“情”与“义”里。

1000多年前，大诗人孟浩然曾写过一首著名的《过故人庄》：

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

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

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

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

其实，孟大诗人诠释的就是中国人的“情义观”： 我们地位不同，我们身份不同，我们代表的人群也不同，但我跟你吃过一顿饭，喝过一次酒，我就知道你和我是同一类人。

1000多年前，一个大诗人和一个农民是如此；1000多年后，一个大将军和一个立志实业救国的年轻人，亦然。

此后的荣毅仁在上海继续开厂，为建设上海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而因为有了荣毅仁等人的影响，此后的数年里，大量企业家由香港、美国等地回到上海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后来成了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。

1950年夏初的一天，荣毅仁接到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通知：毛主席要在中南海接见他们这些党外人士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。

一到中南海，毛主席便握住了他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荣先生，你是大资本家呀！”在一旁的周总理听完，则打趣道：“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里的少壮派！”荣毅仁赶紧谦虚地表示：“哪里，哪里！”

此后，荣毅仁做了一个民族企业家能做的一切。但凡祖国需要，必有荣氏的身影，仅仅是抗美援朝期间，荣毅仁就捐献了7架半飞机和大量衣物。

1972年1月份，得知陈毅元帅病逝，荣毅仁伤怀不已。

1979年，在邓小平的亲自点将后，荣毅仁成立中信。

2005年10月26日，荣毅仁病逝，享年89岁。

尾声：

总有人谈到陈毅元帅时，会说这样的话：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沟通的人，所以后来他才能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但笔者一直认为：“率真”二字，才是陈老总最大的魅力。这种魅力成于心，散发于举手投足间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如今，那位请客的富家青年和那位摇着蒲扇赴宴的元帅，都已离我们而去了，但我们仍在怀念着他们……